配资实盘平台相互盯着对方手里拿着的报纸

北平和平解放背后的关键人物，傅作义的大女儿傅冬菊，本本可以借此功绩爬升到更高的位置。

可她偏偏走了一条出乎意料的路：拿起笔当起了记者，一干就是一辈子。

西南联大来的富家小姐

在昆明的雨季时节，西南联大的教室里挤得满满当当地都是学生。

傅冬菊坐在最后一排，手里握着新买的《新华日报》。这个女孩的父亲在华北掌控着重要的兵力，家里既不缺钱，也不缺地位。

周围的同学都清楚她的来头，有些人羡慕得直流口水，有些则敬而远之，生怕惹上麻烦。

她和别人心里的想法完全不像。

每到假日，傅冬菊总会跑到《新华日报》编辑部，那儿聚着一帮关心国家未来的人，空气中满是油墨和烟草的味道。

有时候，周总理会走过来和年轻人聊聊天，会问他们在看哪些书，对当前的形势有什么意见。

傅冬菊第一次看到周恩来的时候，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“周伯伯”。

周总理立马提醒说：“叫周叔叔吧，你爸比我大三岁。”

这个细节让傅冬菊记了一辈子，要知道，有些东西真比身份还要重要。

周总理之后还说过一句话：冬菊，你能帮帮你父亲搞搞工作吗。

这句话就像一颗种子，悄悄埋在了心底。

傅冬菊从西南联大毕业之后，可没按照父亲的意愿出国深造。傅作义找人帮忙搞定了护照，还请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帮忙安排一切。

傅冬菊眼前的路特别明白：去美国读书，脱离战乱，避开危险。

傅冬菊就没打算答应。

她对父亲讲：在国内，我能为国家干不少事。

这话听着挺轻松，可是真做起来自难度挺大。傅冬菊应聘到了天津《大公报》，当起了记者，在副刊编辑那块儿，开始写些“别人不敢发表的激进文章”。

报社的老编辑一眼就发现了啥端倪，傅作义也隐隐觉得女儿可能和共产党扯上关系了。

父亲又一次劝她去国外，但傅冬菊还是坚决说不。

她悄悄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，入党时，介绍人李定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作暗号，敲开了傅冬菊的门。

她一开门就愣住了，撞见的人竟然是自己在西南联大结识的老同学，叫周毅之。

他们站在门口，相互盯着对方手里拿着的报纸，随即都笑了起来。

那一瞬间，傅冬菊多了两重身份：一是傅作义的女儿，二是党员。

这两种身份，注定会在某个时候碰出火花。

中南海里的女儿

辽沈战役一打响，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就让人跑到天津，找到了傅冬菊。

任务定得清楚明白：赶紧回到北平，把爸爸的事儿搞定。

傅冬菊整理好行李，乘火车回到了北平。她搬进了中南海的居仁堂，傅作义睡在外屋，女儿则住在里屋。父亲担心女儿会乱跑，每晚都会确认她是不是还在房间里。

表面上来看，这其实就是个女儿回家探望父亲的场景。

其实，傅冬菊每隔一天都得去东皇城根胡同那边一个地下党员家串门，跟组织的联系人碰个面。

她把父亲那些情绪上的变动，比如叹气、咬火柴头、发脾气，甚至有想自杀的念头，全都记在脑海里，然后一字不漏地汇报给上级。

这些信息很快就传到了战场指挥中心。

聂荣臻后来还说过，你们对傅作义的动向掌握得太精准了，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，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，上午出事的事，下午就知道了。

在战争史上，要能这么精准地掌握敌方最高指挥官的情绪变化，真是少见得很。

傅冬菊正在干一件挺危险的活。

她明白得很，父亲身边到处都是国民党特务。军统、中统的人在北平肆意横行，傅作义能操控的范围其实也挺有限的。

每次出门会见人，她都得提前想好说辞，甚至得精确算好时间，免得被父亲发现端倪。

有一天，傅作义问他女儿：“你是不是属于共产党啊？”

傅冬菊说：“我哪配得上。”

这话听起来挺含糊，既没明确承认，也没否定。傅作义一直盯着女儿看了好一会儿，也没再说什么。

父女二人心里都明白，彼此都在默默扛着压力，没有多说一句。

转折就发生在济南战役之后嘛，华北的国民党部队和南线的联系终于断了，傅作义也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。

蒋介石让他把福建列为后方基地，准备撤退的安排就这么定了。

傅作义在华北打拼了二十年，手底下有几十万军队，这些人要怎么安置呢？

他逐渐开始心猿意马，态度也出现了变幻。

傅冬菊抓住这个好时机，告诉父亲自己有个同学和共产党有关系，而且这人绝对靠谱。

傅作义皱眉问道：“是正统的共产党，还是军统的？”提醒对方别被迷惑了。

傅冬菊说：“是我同学，确实是正统的共产党。”

傅作义又问：“是毛主席安排过来的，还是聂荣臻派过去的？”

傅冬菊一时想不出答案，第二天就去找组织问个明白。佘涤清告诉她，就说是毛主席派来的。

傅作义听完这些话，沉思了许久，然后让女儿帮忙给毛主席发一封电报。

这份电报不能写在纸上，只能牢牢记在脑海里。傅作义口述了两遍，让女儿反复复述了两遍。

傅冬菊把那封电报带出了中南海，来到东皇城根时，感觉就像走了半辈子那么悠长。

电报发出之后，和谈也就随之开启了。

改名换姓的战地记者

北平和平解放那天，傅冬菊没留在北平享受那喜盈盈的胜利场面，她回到天津，将名字改成了傅冬，还在《进步日报》做起了副刊编辑。

从那之后，许多人都不清楚这个身世柔弱的女编辑，竟然是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重要人物。

她不想被大家记住，更确切点说，她不希望被当成“傅作义的女儿”。

几个月之后，傅冬菊加入了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，坐着敞篷车，跟着大军一路往南走，经过南京、武汉，最终抵达了昆明。

那个曾经在西南联大念书的女孩，又一次回到了熟悉的城市，可是现在的她，身份完全变了样。

她变成了个战地记者。

在昆明，傅冬菊帮忙创立了《云南日报》。她走访工厂和农村，采访工人以及农民。

这让傅冬菊觉得，她做的事情挺有意义。

后来，陈赓把傅冬带到北京，准备安排她去朝鲜战场当翻译。

傅冬菊是学英语专业的，在西南联大学习的就是这门课程。去前线担任翻译，听着挺合适的安排。

帅孟奇一看见傅冬菊，心思就变了。

她觉得前线太危险，觉得这瘦瘦弱弱的女记者不太合适。最终的选择是：留在人民日报社。

傅冬菊就这么加入了人民日报。

她也变成了个普通的记者，和其他同事一样，拿着采访本，坐火车四处跑新闻。

没人特别照顾她，也没人因为她是“有功之臣”就看得比别人高一档。

傅冬菊从不提自己以前的事，总是专注于写文章。

大家对她的评价是勤奋踏实、谦逊有礼，真正热爱新闻行业。

有人不明白，还问她为什么不去做更重要的事。

傅冬菊不仅直截了当地表示：我喜欢新闻，没有其他复杂的解释。

傅冬菊这么说，实际上藏着更深的意思。她很清楚，她所做的那些事情，都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，不用每次都提来提去。

她宁愿当个见证人，用笔把眼前发生的事情都写下来。

她和丈夫周毅之结了婚，有三个女儿，日子过得挺朴实平凡，没有啥特别的亮点。

周毅之也在人民日报工作，俩人平日里都在外地采访，见面的时候也不多。

傅冬菊一直不跟孩子们提起自己的过去。

直到女儿们长大以后，才知道母亲曾经干过那么了不起的事情。

一辈子只做一件事

多年以后，有记者问傅冬菊：要是当年听父亲的话，去国外留学，会是什么样子呢？

傅冬菊想到这事儿，回应说：要是还能重来一次的话，我依然会留在国内。

傅冬菊想了想，轻声说道：要是能再来一次的话，我还是会留在国内。

她一直没有感到后悔。

傅冬菊到了晚年，生活过得挺简朴，大部分存款都捐给了希望工程。

有人劝她留下点钱给子女，傅冬菊笑着摇头：她们有双手双脚，自己也能过得去。

这个曾经靠着功绩晋升高位的女人，整辈子都在干一件事：用笔写下那个时代的点点滴滴。

她没有提到自己在北平和解放过程中扮演的角色。

后来同事们才从其他地方得知，这个身形瘦弱的女记者，竟然经历过那么惊心动魄的事情。

成绩不是用来夸耀的，干活才是最要紧的事。傅冬菊用一辈子证明了这个道理。

她没有去追求高官厚禄，也没有选择安稳舒适的生活，而是坚持在最平凡的岗位上，用笔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变化。

2007年，傅冬菊在北京去世，享年83岁。

讣告一发出去，才让不少人再次了解到她的身份。原来，这个一辈子当记者的女士，在那些关键的历史时刻，曾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她留下的，不仅仅是那些新闻稿件，更是一种永不过时的精神风范。

一个人要么靠着成绩赢得许多好处，要么就放下这些，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。

傅冬菊坚持走的是后者，用一辈子去实践自己作为共产党员的初心。

她的墓碑上没留任何职位的名字。

只有个名字——傅冬。

这两个字，代表了她一辈子的答案。

这两字，象征了她一生的答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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